安徽金寨红色家风代代传系列报道之五
--安徽金寨藉老红军、老将军的家风故事
五、言传身教、以身作则
故事之26：“两不”老红军李开文的故事
李开文，金寨槐树湾人，1896年出生，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历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后勤部炊事员，长征中任担架队长、炊事班长，1937年被选调到中央任炊事班长、特灶班长，在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了11年，1949年冬回到金寨县古碑区粮站工作，1958年退休。
毛主席的炊事员----李开文，革命信念坚定，对党的事业忠诚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做得一手好饭，工作非常认真。长征途中，在红30军后勤部当炊事员的李开文在雪山草地寒冷潮湿的情况下，用身体把湿草焐干，保证及时引火做饭。他不怕苦、不怕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一致好评。
1936年10月，当中国工农红军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,李开文就从红四方面军调入中央红军。他做梦也想不到,他随后被派往延安,直接分配到党中央机关，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炊事班班长,接着便调任中央特灶班当班长,天天同毛主席等领导人生活在一起，给毛主席当了11年的炊事员。
1949年，他跟随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一同进入北京城。进城后，他被组织上安排到中央机关干部文化学校学习。
（一）不去天津回家乡
1949年7月,李开文从干部学校毕业了,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中央群工部,要求给自己分配工作。
群工部部长李维汉和李开文是老熟人了,他半开玩笑、半认真地说:“李开文同志,组织上考虑你过去吃了太多的苦,现在就给你安排一个‘甜’的工作。决定派你去天津,当糖厂副厂长。”
李开文一听,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天津糖厂的干部群众很多吧？”李维汉说:“不会少于一千人吧!”
李开文直摇手:“不行,不行！这么多人,够得上一个团的编制了。这么大个厂啊，我哪有本事管好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呀！不行，不行！”
他接着要求：“李部长,我不想去天津,也当不了那个副厂长,你还是让我回大别山老家吧!”
“回老家?”李维汉有些意外。
李开文没有拐弯抹角,直率地说:“解放大军打到江南了,我的家乡早解放了,我要回去工作;再说,老婆儿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!”
李维汉沉思了一下,劝道:“老李啊,你如果不想去天津,留在北京工作也行啊！”
李开文坚持说:“我还是要回去找她们吧。十七年前,我硬着心肠丢开了她们,现在仗打完了、天下太平了,我得回去偿还这些年欠给她们的债呀。”
李维汉知道李开文为人老实,不讲假话,但脾气倔。既然他决心已下,自己也不便再劝,就安排工作人员把李开文的组织关系先转到华东军区,再请他们把他的档案转到安徽。
离开北京之前,李开文很想见主席一面。他想，这一回家乡,就隔上了千山万水,今后不一定有机会能再见主席了。听说主席住在香山,他就一路问过去,在双清别墅见到了毛主席。
毛主席关切地问李开文:“听说你不去天津糖厂？”
李开文说:“天津糖厂的糖虽然很甜,但还是没有家乡的水甜啊！”
毛主席一听,笑了:“你这是要‘叶落归根’啊!”
李开文说:“我识字不多,不是一块当厂长的料子,没有那么大能耐。回到家乡后,找个自己能够干得了的工作,好好干!”
毛主席高兴地说:“回去就回去吧,你要经常写信来。到哪里都要记住,你是从中央出去的。”
（二）不当县长当站长
李开文的组织关系从华东军区转到了安徽,安徽有关部门领导试探着问:“李开文同志,您想从事什么样工作呀?”
李开文说:“服从分配,干什么工作都行。”
“那您就回金寨县去当个副县长，怎么样呀？”
李开文一听,又是吃惊不小。心想：叫我去天津糖厂当副厂长,我已经感到一千多人太多,现在让我回家乡当副县长,一个县少说也有二、三十万人,我哪有这个本事去领导呀?
于是，他的手像蒲扇般地摇起来,说:“不行，不行,这当官的事我干不了……”
领导见李开文态度坚决,不像开玩笑,十分为难,说道:“您先住下来,再想想,考虑一下,过两天我们再落实这件事?”
李开文说:“我就不在这里住了,先回老家看看。”
经过两天的颠簸，第三天天亮时,他回到了家乡槐树湾乡板棚村。从弟弟李开香口中得知,他离开大别山的那一年,国民党军队进了村,烧了他家的房子。他妻子张氏为了逃命,连夜带着儿子李锦旭,抱着才出生不久的一对双胞胎,东躲西藏,不敢回村。那年冬天,雪下得特别大,天也出奇的冷,张氏躲在一个山洞里,因为没有东西吃,挤不出一滴奶,可怜的一对双胞胎眼睁睁地饿死了。
后来，他妻子整整等了他十年,最后以为李开文不在人世了,才死了心、改了嫁。
李开文决定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乡附近的响山寺粮站工作。最后,县委也不得不依了他。李开文接受了金寨县委给他的“响山寺粮站站长”的头衔。
响山寺粮站是一个中心粮站,下面还管着古碑、双河、南溪和帽顶山四个粮库,方园上百里的地盘。为管理好这些粮库,通往这些粮库的山间小道上的每一块石头差不多都被他踩过。
他一点也不像一个站长。一次，他踏着积雪走进古碑粮库时,他的脚步很轻,直到守库的年轻人感觉到冰冷的屋子里有了暖气,才吃惊地发现李开文已经把炭火盆烧着了。并且,把他的裤子架在火盆上烤热了。见年轻人醒来了,李开文慈祥地说:“小同志,棉裤暖和了,起来吧,快到上班时间了。”
他更像粮站的一个长工。别人不愿钻进去的、黑漆漆的仓板底下,他钻进去了,把所有的老鼠洞一个一个地堵起来；别人不愿爬上的高高的屋顶,他爬上去了,将黄鼠狼开的“天窗”一块一块地补好；别人想不到的一些小事,他也会当成大事来办。
粮库最大的消耗品就是扫帚。为了减少开支，他扛着扁担、带上柴刀,自己上山砍原料、做扫帚。没出几天,响山寺粮站的大院里便冒出了一座芭茅花的小山,站长室变成了扫帚加工厂。
大家觉得难以理解，粮站再缺钱也不在乎一点买扫把的钱吧,为啥还要这样抠门、这样找累?
李开文的理由是:街上卖的扫把也是用手做出来的，咱自己有也有一双手，干嘛啥都要用钱买呢?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是：毛主席告诉我们,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！长出这双手就是要劳动的。他从来都是穿自己编织的草鞋,吃自己种的蔬菜,用自己编扎的扫帚扫地,用自己磨出的柴刀砍柴……
故事之23：“三让”将军徐立清的故事
中将徐立清的一生，淡泊名利、顾全大局，他让级别、让军衔、让职位，他的高风亮节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称赞，被人们誉为“三让将军”、“人生楷模”，毛主席称他是“我党我军的好同志、好干部”。
(一) 主动让级别
1950 年9月，为统一全军干部管理，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。当时，毛主席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将，“成立总干部部，要徐立清来搞。”总干部部成立后，罗荣桓兼任部长。罗荣桓认为，“徐立清同志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思考领会得深刻，他在干部工作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、做法。”“徐立清同志心胸开阔，待人厚道，善于团结人，联系群众。”在副部长分工时，徐立清主管任免、组织调配工作。
1952 年，全军干部定级，徐立清主持这项工作。早在建国前，徐立清已担任大兵团政委，按规定应是正兵团级。当时，有关部门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“徐立清正兵团级”，他看到后将“正兵团级”改为“副兵团级”，并专门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，这是徐立清的“第一让”——“让级”。
(二) 坚持让军衔
1955 年1月，中央军委发布《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》，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。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，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。他始终牢记毛主席提出的“照顾方方面面、不搞山头主义、一碗水端平”的要求，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，特别是对 1000 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，他经常工作到深夜。有时，秘书在沙发上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天已放亮，徐立清还在伏案工作。
徐立清本人，按照军委规定的条件，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。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时，他将自己的名字悄悄“下调”到中将行列。名单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后，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，既有关切又有批评：“这是中央军委定的，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，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？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，是够资格的嘛。”于是，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。之后，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，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，并列举了种种理由：一是可以减少原红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，不突破毛主席最初的设想;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，克服名利思想;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同志的工作，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。为此，徐立清和夫人党秀玉商量了让衔这件事，夫人很支持：“咱不要在待遇上、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，你要中将我支持你。”
此后包括罗荣桓、彭德怀、周恩来在内的很多领导和同志都来劝说、反复做工作，但是，徐立清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。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，彭德怀副主席提到这件事时说：“徐立清我了解他，人很好，没有名利思想，而且言必信、行必果。”毛主席连连点头，接着说：“不简单呢，金钱、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，古来如此!”
授衔仪式结束后，许光达大将专门找到徐立清，满怀深情地说：“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批准，你成功啦，我祝贺你。”
当晚，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盛大晚宴，周恩来在晚宴上发表了祝酒词，身着将帅服的元帅、将军们兴高采烈，端着酒杯互致问候。刘少奇委员长突然叫了“徐立清”的名字，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委员长跟前，刘少奇说：“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。”徐立清说：“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，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。”正在这时，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：“你那两颗金豆的含金量可不一般啊。”
后来，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，毛泽东谈到徐立清时，一连用了两个好字：“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，好干部”。
(三) 再三让职位
在主持定级、评衔工作的同时，徐立清还积极参与领导从全军调选了近 3 万名军事、政治、后勤和各类技术干部，逐步建立健全和加强了总参谋部、训练总监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干部部、武装力量监察部、总后方勤务部、总财务部、总军械部。此外，他还参与调配了近 20 万名干部组建了海军、空军、防空兵、公安军、炮兵、装甲兵、工程兵、通信兵、防化兵、铁道兵等军兵种领导机关以及民航局、气象局、军事学院、政治学院、后勤学院、军事工程学院等，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步兵走向诸兵种合成的军队，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变。
1950年10月，徐立清刚到军委总部工作时，刚满40岁，身材匀称，头发浓密乌黑。但是，在我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，刚刚45岁的徐立清累倒了，心脏病复发，身体明显消瘦，头发也花白了，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，这一病就是五年。
因此，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，徐立清不得不住院治疗，并主动要求总干部部的任免工作由宋任穷副部长兼管。罗荣桓部长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，曾谈到徐立清的工作态度。毛主席说：评衔工作很辛苦，管评衔工作的同志更辛苦。徐立清我是了解的，工作勤奋，没有名利思想，他的作风很值得同志们去学习。
1955年冬天，徐立清病情加重，连文件都不能看了，只能靠秘书给他读文件的要点。这时，徐立清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。一天，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赖传珠副部长诚恳地说：“请转告罗荣桓部长，我的身体状况很差，短时间内不能工作，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。”当罗荣桓部长专程到医院看望他时，徐立清再次当面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。罗荣桓对他说：现在安心养病更重要，工作上不要过多考虑。此后，在医院的病榻上，徐立清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，请求“让位”，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，以便及时任命新人。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，进行了研究。经研究，军委领导一致认为，徐立清还很年轻，应抓紧时间治病，等病好了再继续工作，最后结论是：“放放再说。”
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，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。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，又直接给彭德怀、罗荣桓元帅写信，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地方，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。几天后，罗荣桓部长正式通知徐立清：你提出退出现役的请求，军委和总部没有采纳，等病好了继续履行总干部部副部长职责。徐立清请求“让位”的事虽然没有被批准，却反映出他对党的事业、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荐贤让贤的宽阔胸怀。
故事之24：胡继成将军带头吃“牛皮菜”
老将军对孩子言语不多，但要求孩子们做到的，自己首先带头做。胡继成任广州军军参谋长时，广州的气候潮湿、火热，很利于荒草生长，几场雨一下，他家的院子小草长得特别多，他就经常带着孩子亲自拔，从不要求士兵帮忙干。这种草很顽固，根须特别多，只要根挖不出来，它就会不停地长出新草来。每次家里六个孩子齐上阵。他们用稚嫩的小手，或用小棍，或用小铲，努力地掘着土，把草根一颗颗地挖出来。天上太阳晒，不怕；地上蚂蚁咬，不吭，直干得汗流浃背，也没有一人临阵脱逃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，他的家因人口多，生活也较为困难，经常吃粗粮。为了解决菜的问题，他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挖地，种上牛皮菜。那时候，整棵菜只是用水煮一煮就端上了桌，吃起来没盐没味，又粗又涩，确实很难吃。吃饭时，孩子们总要偷偷地你看看我、我瞧瞧你，嘴里嚼着就是不往下咽。胡继成就夹一筷子菜放到嘴里，故意大口大口地嚼，一边嚼还一边说：“这菜很好吃，比起我们当年吃草根、树皮好多了。你们是红军的后代，可不要忘本啊！”看到孩子们皱着眉头吞菜的样子，他也很心痛，可国家有难，老百姓的孩子都在吃粮咽菜，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呢？
故事之25：老红军刘述刚------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
刘述刚，金寨斑竹园人。1910年出生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红十一师三十三团团长，红十二师师长，第四军副军长，独二团团长，辽吉六分区副司令员，辽吉五分区副司令员，辽吉一分区司令员，辽吉独二师师长，七纵二十师师长。
（一）吃毛栗子也要讲“规矩”
在哈尔滨时，老红军刘述刚为了培养大女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，刘述刚妻子每天给她一毛钱去街上买栗子回来大家吃。每次还是小孩子的大女儿买栗子就悄悄留下两颗，等到晚上独自享用。大儿子看到后，也要求去买栗子。他买好栗子便把外衣上两个小口袋装的满满的，然后快速跑回家，双手捧着只剩半袋的栗子说：“妈妈，栗子买回来了！”然后眼睛不自觉地看看那鼓鼓的两个小口袋，刘述刚夫妇一看就明白了。刘述刚笑着对大儿子说：“来来来，看看口袋里装的是什么！”被看穿把戏的大儿子红着脸说：“我学姐姐的。”
刘述刚拉着他们俩的手说：“家里还有这么多人，好东西应该大家来分享，不能只想自己多吃多占，那样可不好。你们从小就要学规矩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大家。今天的事你们做错了，以后要改，改了就是好孩子。做错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爸爸妈妈不闻不问，小错得不到纠正，养成坏习惯！”
（二）好好学习、听党的话，做个平凡普通的人
据孩子们回忆，刘述刚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位老师。刘述刚很注意对孩子们品德方面的教育。他认为，小孩子各种良好品德是需要父母从小的言传身教和耐心灌输的。
所以，刘述刚经常教育妻子和儿女们一定要“好好学习，听党的话，自食其力，做个平凡普通的人”。
刘述刚曾教妻子李平学文化，练习毛笔字。在孩子小的时候，刘述刚夫妇就严格要求孩子们要自强自立、学习勤奋，生活要俭朴，不能挑拣经过修补的破旧衣服。刘述刚学过裁缝，孩子们小时都穿过他改过的旧衣裤。
在养病那段日子，刘述刚有空就和孩子们讲述他和战友们的传奇经历。刘述刚17岁参加红军时，还是斗大字不识的文盲。参加红军后，他深知没有文化是不行的，他利用点滴时间抓紧学习军事和文化知识，他打仗机智勇敢，学习勤奋，善于动脑子，所以进步很快，不到五年就从一个红军战士提升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副军长，那时他还不满24岁。从刘述刚身上，孩子们知道了学习文化和个人努力的重要性。
刘述刚大女儿后来能写出漂亮的字，就是从小打下的基础。大女儿过去身子不太好，后来调好些了整天在外玩。刘述刚说：“小荣子身体好了，别乱跑，还是先到附近的地方小学校读半个学期的书为好。”后来，就把大女儿送到附近的武汉市第二十六小学念书。女儿每天放学回来除了作业外，刘述刚又另加了作业，规定她每天用毛笔写两篇小字和一篇大字，写不完不准出去玩！
刘述刚语重心长地对大女儿说，“新中国成立了，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建设。你是家中的老大，更要带好头，做好榜样。”刘述刚还说他在长征路上，是朱德总司令推荐他去红军大学学习的。刘述刚非常敬重朱老总。为此，刘述刚为自己最小的儿子起名永德，以表达他对朱老总的敬佩之情。
【同志们，李开文的“两不”故事、徐立清的“三让”故事，都是广为流传、非常感人的精品。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，有什么样的家教，就有什么样的人。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，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，是如何做人的教育。古人说，养不教、父之过。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，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。广大家长要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，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、重身教，教知识、育品德，身体力行、耳濡目染，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，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。】
作者（搜集整理者）简介： 胡遵远，男，1963年9月出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本科学历，1981年8月参加工作，现任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。胡遵远同志曾任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法制办公室主任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，中共金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县广播电视台台长。是金寨县第十二次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，六安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和金寨县第九届、第十届政协委员。
先后被中共六安市委、六安市人民政府授予“全市服务工业发展先进个人”称号，被安徽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等单位分别授予“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个人”、“全省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个人”和“六安市优秀政协委员”称号。
胡遵远同志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和文字工作，先后在各级各类媒体上发表新闻报道、理论文章1000余（篇）条。近两年，开始从事纪实文学写作，至今已有一大批纪实作品在全国各级各类近100家网站和《中华魂》、《百年潮》、《中国老区建设》、《中国人才》、《转业军官》、《大江南北》、《党史博览》、《世纪风采》、《铁军》、《安徽政协》、《党史纵览》、《决策》、《志苑》、《安徽档案》、《江淮时报》、《实践论坛》、《皖西日报》、《新周报》等40多种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。2016年9月，在《中华文艺》组织开展的“全国最具影响力诗人、作家”评选活动中，胡遵远同志被评为“全国最具影响力作家（全国共50名 ）”； 2016年12月，在《中华文艺》组织开展的“全国文学创作大赛”中，胡遵远同志荣获散文类创作一等奖；2017年元月，在《中华文艺》组织开展的“当代知名诗人、知名作家”评选活动中，胡遵远同志被评为“当代知名作家（全国共55名 ）”。 在“天门山杯全国征文比赛”中，胡遵远同志获得银奖（第四名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