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河南省浚县，连续判决数起政府被敲诈勒索的案子，尽管发生在不同的乡镇，却有着惊人的相似。被告人都是上访户，受害人都是乡镇政府。这是地方政府治理上访的新路子还是敲诈案件出现了新动向 ┮法治周末记者刘立民发自河南鹤壁“瞧我这样子，说敲诈政府，谁信呀？”58岁的何性菊身材瘦小，看上去弱不禁风，说到此脸上露出笑容。
2009年9月9日，河南省浚县王庄镇西沙地村村民何性菊因为拿了镇政府2.8万元，被浚县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3年，目前尚在缓刑考验期。
同时，以同罪名受到刑事处分的还有她的儿子吴秀军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4年。
母子二人从刑事拘留到判处缓刑释放，在看守所被羁押了140多天。
相比于何性菊的淡定，浚县白寺乡山北西街村村民郝连花却无法释怀。
2009年八九月间，郝连花因为向乡政府写了一份赔偿请求，并取得现金2000元，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2011年5月，服刑中的郝连花病情严重，被保外就医，2012年3月16日，确诊为左胸膜鳞状细胞癌（肺癌晚期）。
46岁的郝连花生命已进入倒计时，“她始终想不通，明明是乡干部主动提出赔偿，怎么就构成敲诈勒索罪了呢？”郝连花的丈夫赵玉山对法治周末记者说。
记者了解到，在河南省浚县，政府被上访户敲诈勒索的案子绝非郝连花与何性菊两起，尽管发生在不同的乡镇，却有着惊人的相似。
被捕前两度上访“早知道这样，宁肯借出去的钱不要，也不打这场官司。”赵玉山拿出一份判决书说，妻子郝连花所以被迫走上信访路，是因为法院执行不力。这最终引发了她的牢狱之灾。
据判决书记载，2005年，邻村人宋某分四次向赵玉山借款35777元，超过还款期限，宋某分文未还，赵玉山向浚县法院提起诉讼，一审判决宋某自判决书生效10日内支付本金及利息2261元，并承担赵玉山垫付的诉讼费1570元。
“3万多元，几乎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，判决生效后，宋某拒不执行，我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缴纳了执行费、保全费、公告费和拘留被执行人等费用，然而法院不但没能执行一分钱，已经保全的财产也被宋某转移，气愤之余，我们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法院的不作为。”赵玉山告诉记者，因为他还要外出打工养家，上访告状的担子就落在妻子肩上，郝连花怀揣信访条例，严格按照规定开始了长达3年的信访之路。
2009年3月，郝连花在北京上访时被浚县官方接回，随即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受到10日的行政拘留处罚。
一个月后，国家信访局给郝连花发来信函，告知她反映的问题已经转送河南省信访局。很快，浚县法院作出回应，将诉讼款执行到位。
旧的问题解决，郝连花又添心结：“我在北京上访时没有任何过激行为，更没有扰乱公共秩序，凭什么拘留我，让我们全家在村里抬不起头来？”
郝连花开始新一轮的信访，除了提出复议、要求撤销浚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外，又增加了两个诉求，解决住宅出路及耕地少分问题。
病床上的郝连花十分虚弱，她断断续续地告诉记者：“住宅出路和耕地少分都是小问题，主要觉得被行政拘留十分冤屈，没什么过高要求，只要公安局承认拘留错误，给我恢复名誉就可以了。”
在鹤壁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波的印象中，郝连花是个“难缠”的人。在郝连花信访期间，张波曾任浚县县委副书记，主管信访工作。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：“我怀疑郝连花精神有问题，曾建议家属带她去看医生，后来听说她敲诈乡政府被抓了。”
拿了两千判了两年郝连花被警方带走的时间是2009年9月6日，很快她被提起公诉。
2010年1月的庭审中，浚县检察院指控，2009年8月19日，郝连花来到乡政府，称如果不给74450元，就要到北京去上访、闹事，造成影响，让上级领导处理乡政府，乡政府被迫于8月21日和9月2日，支付郝连花共计2000元。
书证中，有郝连花亲笔书写的索要74450元的请求，包括误工费、拘留赔偿款和杂项开支，其中精神损失费5万元。
作为证人及被害人单位人员，从乡长、包村干部到村干部等若干人证明郝连花曾多次恐吓要挟乡政府，“不给钱就到北京上访闹事”。包村干部王全彬特别说明，郝连花是向他索要信纸书写的请求。
郝连花辩称，2009年8月19日，王全彬打电话把她叫到乡政府王的办公室，说要解决问题，让写个书面请求，写得数额越多越好，这样领导才会重视，同时也给领导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。郝连花写了一份没过关，王全彬亲自写好让郝连花誊抄，并嘱咐说“你得天天过来催要”。
“事实上，从写完书面要求到9月6日被刑事拘留的15天里，因为秋忙，我一次也没有主动去过乡政府，都是王全彬打电话催我过去，每次按照王的意思抄一份请求，内容一样，落款变动一下日期，给了钱后再写一份不去北京上访的保证书。”
在郝连花的记忆中，所有这些书面材料都是用乡政府的信纸在王全彬的授意下完成的，但郝连花提出申诉的代理律师在鹤壁市中级法院复印卷宗时，却发现这些多次出现在判决书中的书证材料全部缺失。
“2009年9月6日上午，我正在地里干活，王全彬电话通知我到乡政府，临近中午，乡干部卢某又一次电话催促，我没回家，直接骑自行车去了乡政府。几位女干部请我吃饭，说今天多解决些，要开怀畅饮。”郝连花对法治周末记者说，她当时心存感激，不好拒绝，从不沾酒的她喝了半斤白酒，等下午清醒过来，人已进了看守所。
采访期间，记者未能见到王全彬，电话也没能联系上他。
因认为之前聘请的律师不称职，庭审中，郝连花一人面对公诉人和法官诘问，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，但到庭审后期，她也服了软。
2010年4月7日，浚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为郝连花以要挟方法向乡政府索要74450元（其中71450元未遂），数额巨大，已构成敲诈勒索罪，判处郝连花有期徒刑2年。
接到判决书后，从来不谙法律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郝连花在第一时间写了近3000字的上诉书。
上诉书详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指出一审多处不实，为了能早点回家不敢抗辩，“谁知判了我2年”。
郝连花不解：“那些地方官为啥陷害我？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敢对天发誓，那些地方官敢不敢同我一起发毒誓？”
本案二审时，郝连花陈述：“请求政府对我宽大处理，让我回去照顾家，孩子还要上学，浇地也要3个人才能忙过来，我不会再上访了。”
2010年6月10日，鹤壁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，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定性准确，量刑适当，驳回郝连花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目前，郝连花在洛阳某医院接受化疗，丈夫赵玉山和3个孩子轮流照顾，小儿子刚满15岁，已经辍学。
另一个版本的敲诈郝连花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后，发现自己并不孤单，同监舍里，有早她几天进来的卫贤镇赵岗村村民崔会风，6天后，王庄镇西沙地村人何性菊也走进此舍，两人同样是涉嫌敲诈勒索（镇政府）罪。
“我们怎么敢敲诈镇政府？是镇干部主动找上门来，说帮我们要回赔偿款，别人不出政府出。”5月5日，吴秀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。今年35岁的吴秀军是何性菊的儿子，他说话时低着头，有几分憨厚与腼腆。
据他介绍，事情源于邻里纠纷，吴家有处老宅想翻建，邻居刘某的大型收割机堵住道路，无法通行，从2005年起，吴家多次找村镇干部都未能疏通，吴秀军的爷爷80多岁了，也有两项诉求多年得不到解决，爷爷上访时就把吴秀军带上，3项诉求一块说。
“我陪爷爷上访，主要是为了照顾他，毕竟年事已高。”吴秀军说。因此，在外人眼里，他也成了上访专业户。
2008年6月，在镇干部的干预下，刘某终于挪走收割机，但两家的关系没有缓和，“你不让我接自来水，我就要你赔偿损失。”吴秀军说，妨碍建房4年来，丢失了一些建筑材料，还有物价上涨因素，我们至少损失了三四万元。因为交不起诉讼费，只有通过信访渠道解决。
“2009年8月末9月初，镇干部突然亲自登门，说让写份赔偿请求，镇政府负责解决，刘家不出钱政府出。我写好送到镇政府，管片干部说，不行，措辞要严厉一些，否则不会引起领导重视，亲自教我怎么写，我重新写过再次交到镇政府，镇干部复印了5份，让我全部摁上红手印，并嘱咐我多来几次催要。”
吴秀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，他当时很受感动，觉得干部真心在为自己办好事。
很快，2009年9月9日，镇里通知吴家去领钱，并一再强调，要父母和儿子一块去。何性菊夫妇和吴秀军同时在2.8万元的领款单上签了字，按照要求，又写了份不到北京上访的保证书，然后千恩万谢地离开镇政府。
9月12日，何性菊母子再次被叫到镇政府，这次等待他们的是警车。2.8万元还没有捂热，又回到了镇政府账上。
不过王庄镇镇长刘广云却有另一番说法。
判决书引述刘广云的陈述：“2009年8月10日，包西沙地村干部周某汇报，吴、何又来要钱了，如果不给就要去北京闹事；8月11日，镇干部郭某说，吴秀军等人又来要钱了，不给钱就往北京闹事；8月24日，郭又汇报，吴秀军又来要钱了，情绪很激动，不给钱马上就去北京闹事了；9月9日，郭再次汇报，吴秀军母子又来要钱了，不给钱今天就去北京，住到北京闹个事。后来，郭又汇报说给了2.8万元。”
郭某等多名镇干部说，吴秀军等人多次到镇政府要钱，说“不给就去北京闹事，让上级罢你们的官，踢你们的饭碗。今天必须把堵路那事的3万元给了，明天再给其他的，我们无奈，让会计从财政上凑了钱给他们”。
“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给钱就到北京闹事的话，但为了早点获得自由，我们表示认罪，出来后绝不上访。”吴秀军说。
地方政府何其“弱”
“我们经常上访，在被刑事拘留以前，县、市、省和北京没少去。”崔会风5月6日对法治周末记者说。
2010年，高华顺和崔会风夫妇因涉嫌敲诈勒索罪，被鹤壁市中级法院终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和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4年。
“没有冤屈谁愿意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去当上访户？”崔会风对法治周末记者如此说。几年前，村镇干部强拆了高华顺哥哥高华广的一处房产，造成财产丢失，高华广本来就精神有问题，因为对这件事情想不开，后来服毒自杀。
高华顺夫妇不断上访，卫贤镇政府在2008年支付财产损失1.9万余元，2009年初，镇政府又给了高华顺3.5万元，因为拖延了时间，加付了500元的利息。
“按照当初与镇政府的约定，镇政府还欠我大哥死亡补偿金19.6万元，2009年8月，镇政府通知我们去签余款支付合同，谁知刚签完字，镇干部就通知公安局把我们抓了。”崔会风说，最终法院认定敲诈镇政府23.15万元（其中19.6万元未遂）。
记者注意到，判决书中多次提到高华顺夫妇威胁镇政府，不给钱就到北京跳楼、自焚，并有多位镇工作人员证实。
“那是没有的事，谁都知道我家哥四个，大哥服毒自杀，二哥死于癌症，四弟的身体也不好，一大家子上有老下有小全靠我们夫妻照顾呢，说自杀谁信呀？”
崔会风认为，政府在他们夫妇身上煞费苦心，原来经常派人监视、盯梢，怕他们去上访，后来想出这样一个办法，起码5年内不用担心高华顺上访。
浚县何以多发政府被敲诈勒索的案子？县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记者，班子去年经过调整，原来主管信访的领导都调走了，很难讲。
记者来到浚县法院，想了解一下近几年审理了多少起敲诈政府案，政治处刘主任答复说：“这是机密，不方便对外界透露。”
